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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傅正浩
体育大商记者
9月15日18时，2020-2021赛季CBA联赛本土球员报名期如期结束。 辽宁男篮和山东男篮也为各自球星实现了“压哨注册”。
随着此前已经测试了两个赛季的CBA标准合同的正式出台，以及CBA工资帽的初步实施，今年夏天CBA球员的流动规模和CBA球员的工资信息透明度都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突破。 这也是CBA休赛期最受媒体关注、话题度最高的一次。 引起了媒体和球迷的广泛热议和关注，为原本沉闷的CBA休赛期增添了一些亮点，受到了众多公众的关注。 在赛季期间。
截至9月15日18时，除八一男篮外的19支CBA球队已提交本土球员注册信息，其中15支球队已向25名球员提供顶薪合同。 至于有着辉煌历史但目前陷入重组困境的八一男篮，则被允许全队暂停注册。
由于众所周知但不便的原因，八一男篮自2018年以来成为CBA最特殊的实体，他们无法进行CBA准入制度的考核，只能作为“特邀参赛队”参赛”或“以“特殊参与权”的名义维持资格。今年夏天本来是解决相关问题的预设时间点。但由于疫情突如其来，今年夏天CBA休赛期仅有两个月。经评估，完成相关工作还不够，只能维持现状求稳定。大体商此前曾透露，8月底，八一男篮已向中国篮协申请续约球员报名截止日期为9月30日，争取继续参赛，因此，八一男篮的命运将在月底决定。
CBA工资帽制度是今夏加速人员流动的关键。 尽管在实践层面偶尔会引起争议，但总体而言，这无疑是CBA联赛职业化进程中的一项关键举措。 此举不仅能够逐步实现CBA联赛扭亏为盈，还能在财务层面实现投资者的健康可持续运营； 还可以加速球员流动，有助于进一步丰富CBA竞技水平的实力，全面提升联赛的观赏性和享受性。 竞争力。
从9月1日开始报名到9月15日报名截止，这期间谈判桌下的诸多故事跌宕起伏，并没有让CBA球场上出现惊天逆转大戏，部分球队总经理“压哨”“压哨报名”过程中所展现的谈判艺术，与CBA赛场上“压哨赢家”的兴奋感直接相匹配。
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坐在谈判桌另一边的球员和经纪人也利用魏卞三绝技反复研究CBA注册制度，以求最大限度地利用规则。 当谈判陷入僵局时，劳资双方有时会根据情况抛出“关电脑消失”、“向领导汇报”、“威胁退休”、“网上施压”等伎俩。 毫无疑问，回顾为期15天的CBA球员注册战，其中的风波虽然不无争议，但也是CBA职业化进程中的一次探索之举，将有助于CBA进一步完善自身体系。
郭艾伦只续约两年
赛场上，辽宁男篮因强大的反击能力而享有“末节不可撼动”的美誉。 此次在选手报名截止之际，他们依然上演了“压哨报名”表演，赶着截止时间。 抵达之前，提交郭艾伦、赵继伟、韩德君等几位核心球员的报名信息。 其中cba八一外援规则，明星球员郭艾伦在报名表和续约上的签字是当天下午才完成的。 按理说，隶属辽宁省体育局相关部门的辽宁男篮应该是对球员约束力最强的俱乐部，但为何要等到最后一天才去报名蜂鸣器？
经过25年的联赛发展，CBA目前仍有三支球队仍然是企业与地方体育局共建、联营，分别是辽宁男篮、浙江稠州银行男篮、江苏肯帝亚男篮。篮球队。 其中，辽宁男篮的情况最为特殊。 1995年CBA联赛创办时，盼盼集团与辽宁省体育技术学院联合组建辽宁男篮俱乐部。 盼盼负责承担俱乐部的运营费用，而辽宁体育技术学院负责技术（球员教练、篮球技战术）和辽宁男篮的商誉。 当时，辽宁体育职业技术学院股份占30%，负责具体投资和运营的盼盼占股70%。 这后来成为参考约定。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CBA浙江男篮、江苏男篮、辽宁男篮的地方体育局代表各占30%的股份。
一方出资并负责运营，另一方提供人员和技术。 当遇到玩家管理问题时，尽可能动用行政力量进行干预，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协调成本。 最直观的案例之一就是，原辽篮功勋少帅郭士强还长期担任辽宁省篮球管理中心副主任。 辽篮队员同时也是辽宁省体育系统的业务编辑。 近年来，随着CBA职业化进程的加快，辽宁省体育局对辽宁男篮的持股比例逐渐减少。 目前，代表辽宁省体育局的辽宁省体育发展中心已将其对辽宁篮球俱乐部的持股比例减至10%，而代表恒润集团的辽篮（沉阳）体育文化有限公司、持有90%的股份。 对话语权的控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在这样的情况下cba八一外援规则，即便是同时担任辽宁省篮管中心副主任的郭士强，一旦表现不佳，也将不得不黯然退役。
权利和义务始终是同步的。 虽然恒润占据了俱乐部的话语权，但一旦遇到球员注册问题，他们将很难再像以往那样利用行政权力轻易让球员就范。 这一次，辽宁男篮总经理李洪庆着实花了一番功夫才说服了几位明星球员签约注册。 以球队当家球星郭艾伦为例。 在CBA力推工资帽、限制球员工资的背景下，他拿顶薪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他和俱乐部的分歧主要围绕着他作为球队第一球星的角色。 关于待遇和话语权的其他方面，可以详细说明的差异之一是合同的长度。
根据CBA现行的标准合同，与原俱乐部签订的D型（顶薪）合同最长可以签订5年，与新俱乐部签订的新合同最长可以签订4年，并且最短合同必须为2年。 辽宁男篮自然渴望长期留住郭艾伦，因此主张续约五年。 郭艾伦想要一份更加灵活的合同，这样他才能从容掌控主动权，所以他主张合同期尽量短。 当然，合同的长短只是双方的差异之一。 最终如你所见，虽然辽宁男篮在最后时刻成功说服郭艾伦签约，但期限只有2年。
至于赵继伟，此前一直渴望转投另一支球队，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高诗岩被租借到山东后，球队坚决留住他，哪怕只是暂时的，无论他是否愿意与否。 所以，正如你所看到的，虽然赵继伟最终同意签约注册，但他仍然是B类合同，而且合同只剩下一年了，这意味着围绕赵继伟的所有权可能仍然存在激烈的争夺明年休赛期。 游戏。
事实上，在新的标准合同和工资帽制度下，CBA不仅需要俱乐部高层深入了解规则，球员们在经纪人的帮助下也开始研究规则，为自己争取最大利益。 。 2018年，中国篮协发布新版《中国篮协经纪人管理办法》。 距离上一版《代理人管理办法》已经过去了十年。 与十年前相比，中国篮协更加重视经纪人在CBA球员签约和转会中的作用。 在会议方面有辅助价值。
标准合同实施以来，中国篮协和CBA联赛明确鼓励球员聘请经纪人代表俱乐部联系，协商球员加盟、续约、转会或交换事宜，签订球员转会协议、球员转会协议等。租赁协议、球员工作甲方合同或其他同等性质和效力的法律文件，合同中经纪人为丙方。 当然，中国篮协对于经纪人资质的要求也变得更加严格。 经纪人除了要参加体育经纪人和篮球经纪人资格证书的双考外，还要缴纳20万的押金。
同时，篮协严格执行利息回避制度。 有多严格？ 例如，针对马布里调任时涉嫌舆论暴力的问题，中国篮协明确表示，即使是新闻、广播、媒体、报纸、出版工作人员或从事与篮球相关的宣传、报道、转播、评论等工作的人员， 、从事解说工作的人员不得从事篮球经纪人业务。
正是在经纪人的帮助下，CBA球员也开始仔细研究CBA的相关报名规则，试图充分利用规则，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郭艾伦今年愿意只签一份顶薪两年的合同，是他对规则熟悉程度的体现。 这和2014年詹姆斯回到骑士后只愿意以1+1的方式续约类似，只有这样他才能最大程度的掌控自己的局面。 命运，长约不仅会限制他的薪资涨幅，还会失去与俱乐部竞争的主动权。 当然，郭艾伦并不是唯一主动出击的高薪球员。 甚至不少B、C级合同球星，也在专家的指导下，合理设定了自己的合同年限和夺冠奖金。
丁彦雨航底薪3万元
报名截止时，压哨报名的不仅有辽篮，还有两届CBA联赛MVP丁彦雨航，最终与山东男篮完成顶薪续约。 不过，丁彦雨航的经纪公司立即公开了此事。 据称，丁彦雨航遵守合同精神，因伤无法出战期间仅获得3万元税前工资。 此外，CBA商业价值最高的外援林书豪也正式决定放弃与首钢的续约合同，继续追寻自己的NBA梦想。 这两起事件也在网络上引发争议，而这背后也是CBA推进改革所要承受的阵痛。
从体育大商的角度来看，林书豪选择拒绝北京首钢的续约，继续寻求在NBA打球的机会，可能有两个原因：
首先，林书豪担心新赛季自己的上场时间太少。 新赛季，CBA将实行四节四外援的新规则。 由于疫情防控，美国外援无法及时入境，因此CBA暂时设置了缓冲期。 也就是说，当外援遇到全中国球队的外援时，只能遵守规则。 第四节有两名球员上场。 这意味着林书豪可能只能场均上场15分钟，这对于林书豪来说是无法接受的。
其次，林书豪上赛季遇到的防守强度令人担忧。 CBA用尽一切手段来防守外援，而林书豪的防守强度和小动作的凶猛程度，让林书豪多次面临受伤的危险。 从某种意义上说，CBA和NBA在高强度对抗中专业地保护对手而不恶意伤害对手方面并不相同。 从这个角度来说，林书豪无疑很享受NBA的职业文化。
总之，CBA新赛季加大了对外援使用的限制。 外援的出场时间和对比赛的影响力都大大降低，这让林书豪有些提不起兴趣。 在相似的出场时间下，重返NBA对于林书豪来说并不是一个艰难的决定。 当然，通过限制外援的使用来增加本土球员的培养，是CBA未来改革的主要方向。 为此，我们只能暂时告别林书豪。
至于为了追寻NBA梦想而离队两年的丁彦雨航，在喧嚣过后，他终于能够与山东男篮签约，也算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当然，丁彦雨航与山东西王男篮之间的争议也很明显。 众所周知，丁彦雨航2018年离队前，他的税后年薪高达1300万元。 此后，在与新收购的西王俱乐部谈判时，如何签订自己的新合同也成为一大冲突点。
在CBA实行工资帽和标准合同的背景下，丁彦雨航做出让步，同意“降薪”，转而寻求签下税前800万的顶薪。 但即便如此，山东西王依然担心丁彦雨航的受伤可能导致赛季报销，这也意味着丁彦雨航将白领顶薪。 双方谈判陷入僵局。 最终，在山东省相关领导和山东省体育局的努力下cba八一外援规则，山东西王男篮向丁彦雨航提供了一份为期两年的顶薪合同，而丁彦雨航为了安抚俱乐部也做出了让步。 。 他同意只拿税前3万元的底薪就可以打球。
客观地说，虽然CBA标准合同分为五类六类合同，并且有15支球队向25名球员提供了顶薪合同，但总体而言，目前CBA本土顶级球星的数量还没有达到如此丰富的水平。等级。 换句话说，公众预计享受顶薪合同的人只有十人左右。 不过，为了实现对球队的公平，CBA在设定顶薪时只设定了工资上限（税前800万元），而没有设定下限。
所谓顶薪球员只要是队内薪水最高的前三名球员即可。 这实际上给了每支球队非常灵活的操作空间，这也意味着很多高薪球员的合同金额形同虚设，甚至税前800万元的顶薪也只有税后440万元。 这与那些经常能赚到税后1000万甚至2000万元的顶级球员的收入相去甚远。 因此，顶薪制度客观上形成了一个冰冷的事实：它大幅降低了易建联、周琦、丁彦雨航等CBA顶级球星的工资。
必须指出的是，我国职业体育实施“限薪令”其实存在法律风险，因为无论是《劳动法》《中国体育法》还是《反垄断法》，它们都不同意限制劳动者工资，或者没有相关配套规定的。 。 当然，职业体育联盟作为特定行业，在国外有垄断豁免，但前提是必须成立球员工会，建立劳资之间的民主谈判机制，使限薪令成为劳动合同。协议。 在CBA层面，无论是疫情期间临时要求球员降薪，还是实施标准合同和工资帽，CBA都没有充分征求球员的意见。 缺乏私下发言权的球员表达了对CBA诸多新规则的担忧。 出现质疑甚至私下抱怨也就不足为奇了。
必须指出的是，球员作为联盟的核心群体，他们的声音和利益必须得到充分尊重和保护。 只有这样，联赛才能真正走向光明的未来。 2015年，中国篮协提出成立CBA球员工会的想法，但很快就落空了。 显然，如果没有CBA球员的参与，任何CBA制度的建立和实施都将是有缺陷的。
当然，CBA实行工资帽限制薪资，更多的是为了保证CBA球队投资者逐步扭亏为盈，从而实现联赛的可持续发展。 不过，扭亏为盈并不一定要通过大幅度降低球员工资来实现。 这可以通过寻求税收优惠和政府对公共文化采购资金的支持来实现。 体育产业已经具备一定的“公共属性”，利用财税政策弥补“公共事业”造成的损失是合理的。 当然，想要说服政府和税务机关提供坚实的支持，就必须通过高层立法。
据体育大商报道，从2017年开始，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就开始推动《中国体育法》的修改。 其中，新增“体育产业”章节（第五章）。 “赛事权益保护”（第50条）、“政府支持”（第52条）、“税收优惠”（第53条）都涉及对体育赛事的支持。 从这个角度来看，CBA也应该积极利用《中国体育法》修改的契机，为CBA投资者争取更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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