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9年离奇的“神羽大战”以来，中国足球便一直被怪事和邪事所困扰。然而，无论是纵容还是软弱，2001年5月19日杭州黄龙体育场半场开始的神秘黑哨事件却迟迟未能解决，10月6日跨越时空的六分钟内上演的“中国足球史上最黑暗最肮脏的一幕”（陈培德语）也草草收场。宋卫平、李书福等人曝光的裁判团贿赂案也因裁判员龚建平自首的不公正遭遇而草草结案，将中国足球的命运推向了崩溃的边缘。陈培德和一群有正义感的体育人站出来提出质疑，要求彻查此事。 一批全国人大代表也提出了司法介入的建议，但一切都事与愿违，最终失去了挽救中国足球厄运的最后机会。中国足球这艘在风雨中艰难前行的木船，最终被几只白蚁蚕食，慢慢沉没：足球市场低迷、球迷沉寂、球员迷茫、体育场馆空无一人、足球报纸停刊、足球伦理沦丧。
作者陈培德先生是该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事件的经过原本很简单明了，是2001年中国足球甲级联赛AB系列假球、裁判涉案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有人敢于举报，有人认错悔过。在一个法治健全、职业足球成熟的国家，会得到果断公正的处理，很快恢复正常运作，就像意大利破获尤文图斯赌球案一样。但这种事情在中国足坛很麻烦，原本黑白分明的事情，大多会变得模糊，甚至颠倒，引发一系列冤案。
学过哲学的陈培德先生喜欢追根溯源，对事物物质与精神、结构与功能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逻辑线索把握得十分清楚。他十分痛心地说：“中国很多腐败现象，都可以归结为体制腐败，体制腐败积累起来就形成腐败的体制，足球就是典型的例子。”那么足球裁判龚建平，我们来看看足球体制腐败是如何积累起来的，又是如何积累成腐败的足球体制的。
中国竞技体育是实行政府垄断、行业垄断的管理体制，这种体制与计划经济体制、“强政府、弱社会”的政治体制是完全一致的。这种始于上世纪50年代的大国穷国的权宜之计，在此后50年中不断强化、固化，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更是在很多方面出现了不协调。其中，与世界体育裂痕最大的运动就是足球。因为在这50年里，欧洲、南美国家基本完成了职业俱乐部体制的改革，并逐渐走向成熟，与我们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足球曾进行过各种突围的尝试，但都失败了。与世界足球乃至亚洲足球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希望越来越远。于是，决定“改革”足球，并称之为“中国体育改革的突破口”。
但这次改革只是把国外职业俱乐部体制的外壳移植和覆盖了起来，并没有对原有体制做出根本性的改造，反而因为经济因素的加入，使得原有的垄断体制更加僵化。当这次“改革”的成本转嫁到企业和球迷身上时，矛盾就变得更加复杂、多样和开放。这就为中国足球未来的发展埋下了灾难的种子。我们播下了龙种，但收获时却发现是一堆跳蚤。有人把这些矛盾称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运行市场经济机制的恶果”，有人称之为“权力与资本的博弈”，陈培德先生认为这是“无政府主义对投机主义的惩罚”。当然，前者指的是资本争夺话语权的倾向足球裁判龚建平，后者指的是迷信权力、滥用权力的不规范行为。十多年来，每一次斗争的结果都以投机主义的胜利而告终，投机主义理应受到惩罚。
职业体育俱乐部体制的本质是企业。但中国足协的性质，既不是驴也不是马，既不是政府，也不是社会，更不是企业，但它是一切。它的基本血统还是政府，主要行使手段是行政权力。它还可以站在法律之外、凌驾于法律之上，抵制司法干预，对举报人和坦白者施以重罚，对违法者和抗拒者视而不见。陈培德先生说：“那些收受贿赂的裁判，你们现在一定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瑟瑟发抖……”陈先生太天真了，五年过去了，他们不是瑟瑟发抖，而是在那里傻笑，因为他们在大伞下悠闲地等待法律追诉期。
我们常常把“假球”和“黑哨”混为一谈足球裁判龚建平，其实二者是有区别的。为什么我们敢对玩假球的运动员和俱乐部进行重罚，却对吹黑哨的裁判员严加管束呢？这便是我们能理解其中奥秘的原因。“拔出胡萝卜，带出泥巴”是当代中国反腐的“定律”。每场足球比赛的裁判员都是由官员任命的，裁判员依靠不良“行业规则”获得的非法收入，不仅取决于参赛俱乐部“进贡”的多少，还取决于他们执法的比赛场次。官员和裁判之间是否还有另一种“行业规则”？关于此事的传闻由来已久。最近又出现了一个新概念：“官哨”，多多少少可以作为这种猜测的注脚。 陈培德先生以为，打假球、打黑除恶、反腐败三项工作可以一起抓。陈先生又天真了。在中国，打假球不过是职业道德问题，裁判丑闻不过是违反裁判纪律问题，腐败则是触犯法律的刑事问题。反腐败事关一些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遭遇阻力和保护也是可以预见的。
由于足协不分政商、不分管理、不分经营，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既是立法者又是执法者，既是受益者又是行业监督者，既是患者又是医生，这种制度混乱导致许多腐败案件屡禁不止，难以判断是非。在一些职业化日趋成熟的国家，腐败也时有发生。但一旦接到举报，独立调查机构会立即介入调查，透明度高，全社会监督。不管你是明星还是著名裁判，都不会姑息，这种不可预测的事情不太可能发生。陈培德先生在书中描述，那些今天许下承诺，明天翻脸不认账的人，在杭州遭到千人谴责，在北京却“集体失声”。在司法介入之前是“认罪从宽，不坐无期徒刑”，司法介入之后，却变成了“打出头鸟”。 这些伎俩令人不寒而栗。好的制度可以培养高尚的个人政治道德和职业道德，但腐败的制度会让好人学坏，让坏人变得更坏。
一个对腐败采取“鸵鸟政策”的体制，注定会随着腐败而灭亡。
原标题：《轮到我说话了——是谁搞砸了中国足球？》内容简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