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周年
1992年6月23日至27日，中国足协在北京西郊的洪山口召开了全国足球工作会议，这次会议被称为“洪山口会议”，在中央领导和当时的国家体委的支持下，中国足球被确定为中国体育改革的“突破口”，明确走职业化方向，开启了全面改革之路。虽然这次会议曾被誉为中国足球发展史上的“遵义会议”，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大胆举措，但至少从实际情况来看，似乎并未达到预期，中国足球并未获得重生。不过，这并不能否定这次会议的改革基调，那个时代的探索者和先驱者的勇气，依然是今天中国足球人所需要的。
30年后，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遗憾的是，中国足球界对此反应平淡。这或许是因为中国足球的现实太难言中国足球联赛体制的发展史，又或许是因为大多数人没有经历过那个风华正茂的改革年代，无法深切体会到迈出这历史性一步的艰辛。更重要的，大概是因为这些年中国足球的发展没有传承下来，缺少对中国足球真实的、发自内心的情感。
对于很多人来说，踢足球或者从事足球管理只是一份工作、一个职业，谈不上初心，也缺乏老一辈足球工作者的情怀，很难指望对中国足球产生积极的影响。金钱足球之所以如此令人深恶痛绝，不仅彻底摧毁了中国足球，动摇了中国足球的根基，更重要的是以金钱作为唯一评判标准，让中国足球30年前改革的初衷被彻底异化甚至扭曲，中国足球本来就存在的“四不”现象愈发严重。
30年前，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伍绍祖就明确指出了中国足球的“四无”现象，即“不谦虚、不团结、不严格、不努力”。30年来，中国足球的这些“旧习”、“陋习”不仅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反而愈发严重。就拿“不严格”、“不努力”来说，如今中国足球已经职业化，足球队也成为了专业队，但每天用于训练的时间又有多少，训练的严格程度又如何呢？中国足球队，从国家队到专业一线队再到各级青年队，所展现出的个人技术和能力，都反映出“缺乏训练”的根本问题。无论是专业队还是专门队，在竞技体育中，没有努力就没有回报，没有吃苦，哪有成绩？
无论什么样的改革，体制怎么变，“竞技训练”始终是竞技体育、竞技足球的核心。我们说现在的足球运动员“一代不如一代”，容志星、顾光明、沈祥福等人就是典型。以改革开放后80年代第一批冲击世界杯的球员为代表的老球员，指哪踢哪，指哪踢哪。今天有多少球员能做到这一点？但老一代靠的就是努力，“指哪踢哪”，球员们又有多少时间花在学习、钻研足球业务上？
今年4月，男足国足和U23国足同时从西亚归来。在海口隔离期间，几名超龄国足球员与U23国足一起训练了一周。他们私下感叹：“U23国足的训练量真大”、“好久没看U23国足的比赛了”。这其实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国家队在洲际比赛、世界大赛上难以有所作为。中国足球的现状，绝不是改革、体制的问题，最基本、最核心的原因是“缺训练”。从条件上看，30年后，各方面条件都远不如30年前，无论是训练条件，还是物质条件，还是后勤条件。或许，容志行、顾光明、沈祥福等人那一代人，缺少的就是像现在这样的开放环境。他们曾经亲眼目睹过世界高水平的足球比赛，与世界足球界进行过交流，这些机会和现在完全无法比拟，但无论事情如何变化，本质是一样的：如果你不能忍受最大的磨难，你怎么能成为人中之最呢？
“没有历史，就没有未来。”面对中国足球的现状，作为一名关注中国足球30年的老记者，在对中国足球现状感到失望的同时，我深感在“洪山口会议”30周年之际，中国足球界首先需要重新审视伍绍祖同志所总结的中国足球界已经存在的“四无”现象。
“四不”中最严重的就是“不团结”，尤其是在各种商人、老板和大量资本的介入下，中国足球变得更加“不正经”，当然也更加不纯粹了。个人利益完全取代了集体利益，国家利益成为牺牲品，让本来就“不团结”的中国足球更加四分五裂。各支球队都有自己的“小算盘”，甚至不惜牺牲国家利益来满足自己的私欲。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之前盛行的国家队组建、选拔过程中那些见不得光的私下交易。
因此，三十年来中国足球联赛体制的发展史，除了中国男足闯入2001年世界杯预选赛十强赛那一次，笔者深切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真正意义上的“团结”，让中国足球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可惜，突破之后中国足球联赛体制的发展史，各种利益冲突引发的矛盾不断，中国足球界再也没有真正团结起来。“不团结”依然是中国足球难以突破的核心问题。而且，这种“不团结”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中国足球本身。所以，中国足球越来越差，奇怪吗？
重温30年前的“洪山口会议”，以及当时体委领导指出的中国足球“四无”现象，作为亲历者，笔者真切感受到现实面前的无奈。足球需要的不是犹豫和徘徊，而是30年前的激情和热情。面对足球改革产生的一系列新问题、新挫折，仍然需要改革来解决。中国足球需要总结低谷，改革30年，我们正以进一步大胆改革的势头重新出发。
谨以此文纪念“洪山口会议”三十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