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大学附属中学的足球运动在文革前就在全省中学中名列前茅。仅我校就有至少三名学生参加过省青年队。省委党校一直有踢足球的习惯。当然，我也是一名足球迷。我初中时担任足球队的副队长。 1972年进入高中后，山东大学附属中学选拔校队成员。选拔那天，我的二表弟带我去了那里。曾是山东大学附中足球队队员，是王宜生老师的学生。他走过去把我介绍给王老师，王老师向我轻轻点了点头，让我参加选拔。评选项目包括定点投篮、运球、带球、冲刺等，我很荣幸被选中。我们婺城路岱茂中学足球队，只有我和刘建国、高飞入选校队。其他人都被淘汰了，我们三个是党校大院的。看来这并非偶然。
加入附中足球队后，我才知道踢足球意味着什么。以前我们玩得很盲目，动作不标准。例如，我们不知道脚踢的方式有前脚背、侧脚背、外脚背三种；我们不知道如何用大腿带动小腿，用皮带摆动双腿，用全身的力量去踢球；我们也不知道如何用脚踢球。如何用脚接球，使球轻微弹起等等。王老师并不急于让我们练习战术配合，也不希望我们专注于打游戏来提高实战经验。相反，他希望我们练好基本功，提高身体素质。
过去，我们踢足球只是为了好玩，作为一种娱乐。但把足球当成职业后，口味就变了。训练往往很无聊。定点踢球、跑动踢球、合理碰撞、撞球、抢断、头球、停球、运球训练等，每一个动作都不断重复。因为只有不断重复，才能发现自己的问题，提高自己的技能。这些训练虽然枯燥，但并不难。艰苦的训练就是体能训练。
我们经常做长跑、蛙跳、压脚背、压腿、短跑、杠铃深蹲、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体能训练，每次训练都难受。其中，最不舒服的就是长跑和脚背受压。王老师总是要求我们绕操场跑十圈，还组织了5公里越野跑。每次5公里越野跑结束时，我就不再有任何感觉。我的双腿只是机械地摆动，十几天来双腿的疼痛都无法缓解。
下一步是按压脚背。为了踢好脚背球，需要将脚背压直。具体方法是跪在地上，将脚放在臀部下方，然后尽量仰卧。保持这个姿势一段时间，就如同被折磨一样痛苦。王老师看着手表，监督着我们。如果有人想把他的身体抬起来减轻脚上的压力，他就过去踢他，骂道：“没事！”
原来，山东大学初中队队员的脚被压了出去，并没有疼痛。他们压着脚躺在那里休息，聊天，看我们的笑话。就这样，我们每天下午下课后自愿跑到操场上受苦受难，乐此不疲。我们经常周日加班，节假日集中训练。训练和比赛占据了我们大部分的业余时间。
王老师非常善于调动队员的积极性。有一次，他打电话给省队教练给我们做示范。当足球到达他的身体时，就好像它在他身上生长一样。他可以用身体的各个部位击球，而且球永远不会掉落。他还可以将球顶在头上奔跑，就像球粘在了他的头上一样。他让我们几个人同时抢他的球。结果，没有一个年轻人能抢到他的球。我们非常钦佩他，并决心努力工作和训练，以便有一天我们能够达到这一精湛的水平。
为了买校服，王老师联系了我们学校的校办工厂，让我们去那里带薪工作一周。校办工厂是毛主席“五七指示”的产物，位于学校后面的一个小院里。校办工厂有一座小型炼铁炉，生产磨床用的铸铁球。有专业老师负责打铁。铁水熔炼完后，我们负责将铁水收集到坩埚中，倒入平房内的流延膜中。我们工作时必须穿戴厚劳动布制成的护脚，防止熔化的金属溅出烧伤脚。即便如此，有些人仍然会烧伤脚或腿。因为从坩埚中溅出的铁水有时会穿透防护罩，烧伤脚。如果铁水溅起来，溅到裤子上无疑会烧伤腿，虽然几率极小。
一周的努力让我们换来了一件崭新的足球球衣。事实上，只是每人一件绿色甜心运动衫和一条白色短裤。但我们对此感到非常高兴。穿上这身衣服打比赛，别提有多有活力了。后来，我们又工作了一个星期去买足球鞋。足球鞋在普通球的鞋底上有一些额外的橡胶凸块，这样在跑步时，鞋子可以紧紧抓住地面而不打滑，并且可以快速启动。当紧急停车时，他们也可以快速停车。
足球队每周都有比赛，但大部分比赛只是将球队分成两部分，和自己较量。但即便是这样的比赛也很精彩，比枯燥的训练有趣多了。我们校队有20多人，刚好够组织定期比赛。有时候，来的人少一些也是有办法的。我校常规足球场两侧竖立了两个球门，可同时进行两场小型比赛。常规大场地比赛，每队有11名球员，而小场地比赛，每队球员人数没有限制。如果人数太少，我们有办法用书包当球门，这样每队三五个人就可以玩，也不会因为场地太大而疲惫不堪。
然而，玩游戏是要付出代价的。跌倒时摔断手脚是常有的事。 10班的肖杨曾加入省队，但后来踢球时膝盖骨折，粉碎性骨折，退役了。党校大院的大龙龙也因踢球而成为绑匪，得到了“龙家爱子”的绰号。按照王老师的要求，无论来袭的球有多猛烈，你都不可以闪避。他要求我们用头回高球，用腿脚挡住低球或直接踢出去，用胸部或腹部挡住不高也不低的球。低球一般没有问题。不管球有多硬，你都可以用脚或腿挡住它，不会造成太大的疼痛。高球还是比较容易对付的。我用额头重重地撞了一下，但头被重击得很痛，还有些轻微的脑震荡。但只要正确使用，这种不良反应很快就会过去。最可怕的是我的胸部和腹部被球击中，重得我无法呼吸，感觉自己快要被打死了。
山东大学附属中学足球场后面曾经放着一口棺材。传说它是用来关押比赛中被杀的人的。小时候我确实相信这一点，但我并没有抑制踢足球的冲动。当我们上高中时，那口棺材就消失了，但每次我被球击中喘不过气来时，我都会想起它。即便如此，呼吸困难的不适和对死亡的恐惧仍然抵挡不住踢球的诱惑。
最激动人心的事情是和另一所学校的足球队比赛。平时，我们无论是训练还是自己比赛，都不愿意穿球衣。校际比赛必须佩戴，否则裁判无法判断谁犯规。我们出去比赛，几乎赢得了每场比赛。遇到强队，你就当主力，遇到弱队，你就当“替补球员”。
所谓“替补球员”，就是非主力球员。他们在比赛时经常坐在球场外的替补席上，负责看自己的衣服、观看比赛，因此有这个绰号。到了山大附中，我就成了一名替补球员。我没能成为主力，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我的速度太慢了。我通常可以在14秒内跑完100米，最快的时间从未超过13.5秒。我们校队的主力队员普遍在13秒到12秒之间。
当然，主力选手中也有和我速度差不多的选手，比如四小、老五老。小四是我们党校大院的，小五是大连宿舍的。两人的共同点就是身手都非常好，而且特别擅长作弊。所谓作弊，是指在场上做出违法行为而不被裁判发现。这需要相当的技巧和经验，还需要一定的天赋，而且不是任何人都能学会的。老五老老排第五。他之所以被称为“老五老”，是因为他总是在球场上偷偷抢别人的衣服，所以得到了这个绰号。
老五国是我妻子的小学同学。我是在我们结婚后才知道他的。我丈母娘是山西省建筑公司的一名技术员，省建宿舍毗邻省体育馆。所以，基本上省里建设的宿舍里的男生都可以踢足球，特别是大连的宿舍里的孩子们踢足球很受欢迎。我们班的两个女同学也是我妻子的同学，她们在太原市就这样成了朋友。虽然太原是一个小城市，但我和妻子还是通过五次介绍认识的。这是以后的故事了。
高中是一个渴望独立的时期。我家在附中对面，但我必须住在校内。当时，除了校队成员外，普通学生不能住在校园里。当然，我不在学校食堂吃饭，而是回家吃饭。记得假期没有训练的时候，食堂的火停了，队员们都回家了。教师宿舍不在校园内。学校里除了门房和几位员工家属，就剩下我了。
我穿过漆黑的教学楼足球比赛合理冲撞，走在漆黑的校园里。我周围没有任何声音。有时我感到莫名的害怕。尤其是想起小时候听过的鬼故事，我就更害怕了。但我坚持独自生活在这空荡荡的校园里，并尽力克服内心的恐惧。因为经过多年的教育，我已经成为一个无神论者了。我坚信，世界上没有鬼神，心中的恐惧只是幻觉。后来，我终于克服了这种恐惧，校园的后半部分成了我自己的世界。
我坚持住在校园里。除了强烈的独立意识之外，现在想来，我的潜意识里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山东大学附属中学开设两个普通师范班。普通班只有四个男生，美女资源根本就浪费了。两个师范班有100多名女生，有的女生不仅长得漂亮，而且身材健美。师范班在校运会女子项目上夺得了天下冠军，自然吸引了我们男生的青睐。所以，我住校的目的之一应该就是多看看他们。
普通班的女生们都很引人注目。我们每天早上跑步训练的时候都能看到她们美丽的身影。尤其是夏天，他们穿着短裤，和我们一起在操场上奔跑，露出白皙的美腿。追在他们身后真是令人着迷。但团队里没有人敢搭理他们。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中期，高中生发生性行为被视为一种流放。即便如此足球比赛合理冲撞，能大饱眼福还是很满足的。
有时，我还特意去师范班男生宿舍陪他们玩。目的也是为了近距离看看普通班的女生们。但我不知道如果我真的成为了普通班的一员，我是否会因为太熟悉而感到失望。因为在我们九年级的高年级班，男女各半，60多个同学不是配对的，我老婆所在的艺术师范班也是如此。俗话说，距离产生美足球比赛合理冲撞，似乎也有道理。
在山东大学附中队的两年里，有十几个人加入了省青队，其中仅我们党校大院就有五个人。刚进入高中时，我训练非常积极。后来因为一直坐在替补席上，速度无法提高，所以我只是把加入球队当成一种乐趣。尤其是1973年，邓小平重新回到教育工作重心，带着恢复高考的意向，开始更加注重学习。
虽然我在山东大学附中足球队只坐了两年板凳，但也练就了一些技术。 1977年，我考入中南矿冶大学，成为地质系足球队主力队员。在毕业前夕的全校系际足球赛上，我们地质系首次获得了冠军。作为一名后卫，我在主罚角球时打进了关键进球。正因为如此，我受到了特殊照顾，在分配毕业时被分配到沉阳金色学院。辽宁的一个同学虽然成绩比我好，但还是被分到了地质队。他不能说他对我的任务感到信服，但至少他是信服的。看来我在山东大学附中足球队替补席上的时光并没有白费！
山西回忆校园往事系列：
1966年的北固年，一群躁动的少男少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