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力量、技术、美感、娱乐性于一体的现代足球，于清末传入沿海通商口岸城市天津，是中国足球运动最早发祥地之一。如果说这项运动的早期推广离不开洋兵的传播、西方传教士的倡导和新式学校的示范鼓励，那么，它的普及和发展则得益于本土球员的自强不息、勤奋刻苦、有识之士的积极号召和名流的投入输血。天津早期足球运动的扎实基础，在中国近代体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
“辫子足球队”的首批明星
天津的中国人，从看到足球在洋兵脚下跳跃，开始关注足球、对足球产生兴趣。1860年，作为英法入侵天津的偶然事件，现代足球在开国门失主权的悲痛与屈辱中传入天津。来自现代足球发源地英国的士兵在天津军营内修建球场、进行比赛，主要以足球为娱乐。这种充满活力、攻击性强、趣味十足的外向型运动，让一些中国人在对比中开始反思自己的民族性格和体质，并萌生了尝试效仿的想法。
1881年，严复担任“外语教员”的北洋水师学堂将足球纳入“操练法”课程，并聘请英裔美国人担任足球教员。严复曾在伦敦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受过教育，深知现代体育对强国强族的重要性。北洋水师学堂的先见之明，引发了天津新式学校足球发展的热潮。武备学堂、电报学堂、中西学堂、新学堂、普通中学、南开学校等相继将足球纳入课程。在所有学校中，新学堂的足球水平首屈一指。
新学书院为一所教会学校，其前身是1864年由伦敦传教士会创办的养正书院。建校初期，爱好足球的英国教师在师生中推广足球运动，并经常组成临时球队在军营中与英国士兵比赛，为学校的足球运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天津最早的中国足球队诞生于新学士院。原天津足协书记田光武根据天津早期足球明星的回忆和当时的新闻剪报，撰写了一系列有关天津足球发展史的文章。他在文中说，新学士院足球队最初是由该校几名学生看到洋兵的足球比赛中国足球明星的名字，回校后模仿练习后组织的，一共十一人。最早的天津球员身穿长袍褂子、高筒靴，头上扎着辫子，都是老式的样式。每当兴奋的时候，他们就脱下长袍褂子，头上的辫子也因激烈的奔跑而从头上滑落到脖子后面，所以又被称为“辫子足球队”。毕竟留着辫子踢球不方便，所以后来新学士院的球员们为了适应时代，都剪掉了长长的辫子。
在“小辫足球”精神的感召下，新学堂还培养了丁绪春、袁庆祥等天津第一批中国足球明星。丁、袁二人都是天津人，上世纪10年代就读于新学堂，在校期间都是热爱体育的运动员。丁绪春是校队的守门员，他头脑灵活，动作敏捷，因为守住大门牢牢的，人称“铁门丁”。袁庆祥是校队的主力后卫，他踢球有力、准确，脚法特别硬，人称“袁三祥”。袁庆祥很勤奋，上学时买不起足球鞋，就穿布鞋踢球，有时踢得脚都快踢烂了，但还是坚持练习。丁、袁二人都是体育全才。袁庆祥曾两次获得远东运动会跳高冠军，丁旭春在1917年日本东京举行的第三届远东运动会上，以10.487英尺的成绩夺得撑杆跳第一名。
新学堂足球队的队员踢球非常顽强，有时节假日也不回家，一起踢球。优秀的球技和拼搏精神，使新学堂足球队赢得了天津霸主、华北强队的地位。从1903年起，由北洋大学、新学堂、普通中学发起的天津中学“体育联合会”开始在全市范围内组织中学以上学校间的足球邀请赛和联赛，新学堂连续多次夺冠。1917年11月18日，北洋大学、新学堂、南开学校、高等工业学校、法政学校、海军医学院、德华学校等发起组织了天津市第一个正式足球组织“天津学校足球协会”。在该协会组织的全市每年一度的学校足球联赛和其他比赛中，新学堂连续六次夺冠。
张伯苓在南开普及足球
在天津校园足球发展的早期，南开学校也是最受欢迎的学校之一，南开校长张伯苓是足球运动的积极推动者。
张伯苓早年就读于北洋水师学堂，身材高大，体魄强健。求学期间，他对各种体育运动产生了浓厚兴趣中国足球明星的名字，踢足球成为他一生的爱好之一。张伯苓爱踢足球在圈内是出了名的。在专门为张伯苓写的传记中，他的老友胡适曾提到，张校长经常和学生们一起踢足球。
张伯苓不仅自己踢足球，还将足球上升到强国强民、塑造国民性格的高度。三国干涉后，在北洋海军实习的张伯苓作为学生代表参加了威海卫的接收仪式。当他看到威海卫海军办事处门前站岗的英国水兵“门前站得木木的，体格魁梧，身穿红上衣黑裤子，神色矫健，整洁干净”，而路过的中国士兵“衣衫褴褛，不洁不堪”，“身材矮小，精神萎靡”，“相貌丑陋”，一种对国家遭受屈辱的反思，使他将对体育的热爱升华为从体育做起，救国救民、改造民族的使命感。足球，正是他增强国民体质的希望。
张伯苓除了担任南开大学校长外，还是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成员。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是清末民初在天津推广足球运动的中心。1898年，美国足球明星、北美传教士格林来到天津中国足球明星的名字，担任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开始把足球作为工作重心。1907年，基督教青年会开办足球训练班，每周三、周六下午专门进行足球教练训练。基督教青年会的外事秘书中不乏享誉世界的体育明星。张伯苓利用这一便利，经常邀请这些体育明星来南开指导学生。1916年，张伯苓聘请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龙曼担任教练，指导学校第一、第二足球队，并用幻灯片演示足球规则，在学生中引起轰动。
在天津校园足球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南开学校，也培养出了一些优秀的足球运动员，比如南开足球队的主力后卫刘诗凡。1913年出生的刘诗凡，早年就读于南开大学，多次作为校队主力参加校际、港际比赛，并被河北省队选拔参加全运会。1935年，刘诗凡作为天津中华队队员，参加了租界洋人体育会组织的“爱罗鼎杯”足球赛，并在与洋人的比赛中帮助中国队夺得冠军。
张伯苓鼓励学生踢足球，但他也有底线，那就是考试不及格者，不准参加足球比赛。他反对为了踢足球荒废学业的行为，注重培养足球运动员的文化素质。当时，南开学校足球队有一位优秀的守门员，守门技术极好，很少有人能折断他的十根手指。因为这名球员文化考试不及格，张伯苓决定不让他参加1916年的足球比赛。
李惠堂来津交流“招人”
“要看戏，看梅兰芳；要看比赛，看李惠堂。”1929年2月，被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足坛尊为“亚洲球王”的李惠堂率领他担任领队的上海乐华队北上天津。
李惠堂1905年出生于香港，祖籍广东五华。1922年入选南华足球队，开始足球生涯。1923年入选中国队，分别于1923年、1925年、1930年、1934年参加第六、七、九、十届远东运动会，四次为中国队夺得冠军。第七届远东运动会后，被封为“亚洲足球王”，名扬海内外。
20世纪20年代，足球在天津已发展成为一项大众运动，各种校际邀请赛、联赛、地区邀请赛举办得越来越频繁，各国驻津领事馆也组建了“国际足球俱乐部”、“西商足球俱乐部”等足球团体，足球运动在各队之间的较量中蓬勃发展。但由于种种原因，中国足球队的实力始终略逊于外国足球队。在这样的背景下，李惠堂率领的乐华队来到了天津。
上海乐华足球队是当时国内足坛的一支劲旅，在多次征战东南亚中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此时的李惠堂正值巅峰时期，1925年加盟上海乐华足球队后，他率队击败多支外国球队，让中国人在足球场上名声大噪。李惠堂来津的消息，让天津的足球迷、爱国人士翘首以盼。
球队还未抵达，媒体宣传就已开始，曾因经营大华宾馆而声名鹊起的天津著名媒体人物赵道生在北洋画报专门撰文，介绍乐华队的实力、地位、阵容，以及李惠堂的名气。
2月初，李惠堂率领乐华队如期来到天津。这支球队阵容强大，有当时被誉为中国足坛“铁腿”的孙锦顺、门将大师周先彦、外表儒雅、踢球技术过硬的陈锦江等。此次来津，乐华队与天津本土足球队、租界里的外国人足球队展开较量。
天津联队主要由南开学校和新学书院两校组成，南开校长张伯苓与李惠堂私交甚好。1928年，李惠堂请时任中华体育协会会长的张伯苓为自己的新书《足球》写序。在天津联队与乐华队的比赛中，天津观众有幸目睹了“足球王”李惠堂敏捷的身姿和傲骨之风。20世纪20年代就读南开中学、后成为作家的端木蕻良曾回忆，自己在中学时期曾仰慕“足球元老李惠堂的球技”，并视其为人生重要经历。
在与天津的外国球队的比赛中，李惠堂和他带领的乐华队表现出了高水平。1928年加入《大公报》时被张吉銮派去采访体育新闻的孔兆恺，就是《大公报》派来报道这次足球赛事的记者。据孔兆恺回忆，在天津期间，李惠堂带领乐华队在天津击败了多支外国劲旅，让中国人感到骄傲。他说：“上场比赛，乐华领先一球，比赛结束时间到了，但洋裁判却没有吹哨。此时，外援队员屡屡冲到乐华大门前，洋裁判不断拖延时间。乐华门将周先彦的扑救，让观众欢呼声不断；还有‘嘘’声，那是在‘嘘’洋裁判。最终，乐华让洋援进球，周先彦几乎没动，明显是给了对手活路。”
性格温和但“踢球技术好”的乐华队长陈锦江也给天津球迷留下了深刻印象。据孔兆凯介绍，陈锦江不仅足球好，还是《大公报》特约记者，经常为报社撰稿，文笔堪称报社记者的老师。果然虎将之下无弱兵。
李惠堂不仅擅长绿茵场上的搏击，还是一位博学的足球研究专家。在天津比赛期间，他以职业角度充当了球探，发掘了足球新星。他看中了天津新学堂的孙思静。孙思静曾就职于英美烟草公司、北宁铁路局，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足球的功臣。他身材高大，体魄强健，耐力强，组织进攻果断，速度快，拦截灵敏，传球出色，以“喂球”著称，绰号“甄三山”，被誉为“北方李惠堂”。这位以坐镇中路、夹击中锋著称的天津小将，在与乐华队的比赛中防守出色，使李惠堂多次传球失误。离开天津后不久，李惠堂便邀请孙思静南下加盟乐华队。
北宁队与“高吉义杯”足球赛
李惠堂的到来，暂时缓解了天津人心中的愤怒。李惠堂离开后，天津足球依然是洋人把持，面对连连失利，人们希望出现一个有影响力、有活力、有实力的人，改变中国人在足球上的不利局面。北宁铁路局局长高继义就扮演了这个角色。
高继义之所以能担当这个角色，一是因为他有权有势。他是张学良的心腹。1929年1月10日，他在担任奉天警政署署长期间，奉张学良之命，在大帅府“老虎堂”亲手枪杀了杨宇廷、常荫怀，为“少帅”解除了大后顾之忧。从此，他便格外受张学良器重。同年3月，他被张学良任命为东北交通委员会副委员长兼北宁铁道局局长。其次，因为他有钱。北宁铁道局掌管着关系民生的重要运输路线，资金雄厚。高继益到任后，以北宁铁路局的名义投资50余万元，重新规划了清末实业家周学熙创办的种植园，修建了后世闻名的宁园。第三，因为他有责任心。他一出任北宁铁路局局长，就赶上著名记者苗冠在《北洋画报》上撰文，揭露火车运行的种种弊端。这位新任局长没有动怒，也没有利用自己的职权和与张学良的特殊关系给报社施压，而是在《北洋画报》头版刊登了一封道歉信，郑重承诺“力求改进”。更重要的是，高继益本人也是一位资深足球迷。
20世纪30年代前后，天津除了学校足球队、洋足球队外，还出现了以产业工人、行业职工为主组成的足球队。北宁足球队原是一支铁路职工足球队，足球队的元老是陈尔德，他1928年就来到天津。陈尔德在香港留学期间，对足球守门产生了兴趣。他来到天津北宁铁路局工作后，看到一些足球爱好者经常在京奉铁路局外的一大片空地上踢球，便组织喜爱踢足球的同事一起练习、参加比赛。1930年在杭州举行的第四届全运会上，他和同事梁明宗等人被选入天津足球队。从杭州回到天津后，由陈尔德、蔡耕阳带领的北宁足球队正式成立。
高继义执掌北宁铁路局后，给予北宁足球队极大的人力、物力支持，为了扩大球队规模和声势，发展足球运动，他给钱给职位，把天津最强的球员送到北宁铁路局工作，使北宁队凝聚起强大的力量。
看到足球比赛的组织权被外国人把持，天津的杯赛大多以外国人的名字命名，如“爱罗丁杯”、“保罗杯”、“彼得杯”等，高继义决定捐献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足球杯。1935年，由北宁足球队主办，邀请南民、振金、志勇、乐群等几支中国球队参赛的“高继义杯”足球赛在宁远体育场举行。这场比赛，高继义邀请了天津足球元老侯罗勋担任裁判。侯罗勋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大学体育系。20世纪20年代，在南开大学工作的侯罗勋是外国人组建的“国际足球俱乐部”中唯一的中国人。20世纪初，他为推动天津中国人参加区域性国际足球赛事，提高中国足球竞技水平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他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体育界人物。在“高集益杯”足球赛决赛中，由新学院体育名将聂辅臣领衔的振华队与北宁队争夺冠军。据田光武根据陈尔德等人的口述撰写的回忆录，决赛当天，宁远体育场人山人海，双方攻防激烈，场面精彩，观众欢呼雀跃。最终，振华队凭借默契的配合和极佳的拼搏精神，以3比1战胜北宁足球队，捧得“高集益杯”。
与外国人同台竞技，夺得“爱洛丁杯”
“高继义杯”足球赛为天津球员与外国球队较量做好了准备。1935年3月，中国足球队正式成立，主要由北宁队主力队员和部分南开队员组成。3月17日，代表当时天津足球最高水平的“爱罗鼎杯”足球赛在英租界足球场（现新华体育场）举行。中国足球队与英国队、德国队、俄罗斯队、意大利队、法国队和世界联足球队比赛，并与英国队晋级决赛。决赛当天，中外观众云集，赛场上，在观众不断的加油声中，中国队奋力拼搏，最终战胜英国足球队，夺得冠军。夺冠当晚，张伯苓在灯影楼设宴款待足球队员，并激动地说，这是驳斥西方人嘲笑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做事有五分钟热情”的最好证明。
天津本土足球队战胜强敌夺冠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喜讯震惊天津，球迷们相传，国人为之自豪。对于这场比赛，孙思静认为主要有两点作用：一是为国争光，二是点燃了国人对足球的希望。
1936年8月1日至16日，第十一届奥运会在德国柏林举行，侯罗勋作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成员参加了比赛。代表中国参加足球比赛的有来自天津的李惠堂、孙思静、张学光三人。中国队首战面对实力强大的英国队，面对这个世界足球强队，中国球员不甘示弱，以高超的球技和顽强的拼搏精神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比赛中，英国队踢得并不轻松，最终以一球之差战胜了中国队。中国球员退场时，许多观众起立鼓掌，用亲切的手势和言语向他们致敬。
天津《北洋画报》刊登了这样一首打油诗：“输掉足球赛后，我正要离场，突然听到台上传来祝好运的声音。会上颁发的金牌，不如观众的欢呼声。”这是天津媒体对天津优秀本土球员和李惠堂等来津踢球的球员的称赞，也表达了中国人在国际赛场上勇于拼搏、踢出风格时的自豪与光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