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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璐
在用6000字寻找中国足球人才短缺问题的答案之后，张鹭先生又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借用张鲁教授的话：何必花那么多时间回顾过去？因为还有很多地方、很多人，花大钱、满腔热情地重复当年犯下的错误和愚蠢的事情。如果中国陷入低谷，将使中国足球陷入长期的衰退。
一
我反复强调一个观点：中国足球缺乏人才，因为小学就没人踢足球。
这需要追究责任——从什么时候开始没有人踢足球了？为什么没有人踢足球？是谁造成的？
其实我们小时候踢足球的小朋友很多，我也经常和小伙伴们在院子里踢球。当时没有正式的场地，只是墙下的一小块空地，我们捡起两块砖头搭起球门，一脚就能踢进一两个球。后来上了小学，大家开始自发地踢球，每到课间休息都会踢，还组织自己的班队，挑战其他班级踢球。有些没入选班队的同学不满意，就自己组织了球队，我们班就有了两个小足球队。我们也开始组织班际联赛。六年级的时候，我被选为校队的守门员，每周训练一次。
1964年，北京开始小学足球联赛，我们队两场比赛就被淘汰了。那一年的冠军是八一小学，亚军是宣武区紫新路小学。紫新路小学的王玉江被评为最佳球员，后来他改名为李连江，担任人大附中三附中足球学校校长。
小学毕业后，我考入先农坛业余体校足球班，开始半职业训练。每周下午下课后到体校练习2-3次，周日打一场比赛。当时的同学还有学校足球办公室主任冯建明。
得益于体校两年的训练，我后来入选了陕西省足球队、北京足球队，成为一名专业球员，人才培养和输送体系也已初具规模，我有幸亲身经历了这整个过程。
因为文革，很多行业都受到影响，但体育学校却蓬勃发展。家长们不想让孩子去农村，就鼓励他们练习体育，成绩好的孩子还可以留在城里。这个时期，练习体育的学生很多，涌现出一大批人才。
当时，我们的国家足球队在亚洲是一流的，距离打进世界杯只有一步之遥。1976年前后提出的口号是“15年冲出亚洲”，足球运动员们斗志昂扬，想要努力拼搏！然而，国家队在打进世界锦标赛的道路上却屡屡失利，尤其是1982年输给新西兰队和1985年5月19日世界杯预选赛失利，让球迷们深感失望。
中国足球的出路在哪里？希望又在哪里？这些都是我们都在思考的问题。
1986年，首届柯达杯世界16岁以下足球锦标赛在北京举行，那个时候，邓小平同志说：“中国足球要提高，必须从孩子、青少年做起。”这个指示对于中国足球来说一针见血，给我们指明了方向，让基层足球工作者热血沸腾。这不是陈词滥调，而是我们当时的真实感受。
此前，1978年我曾作为北京足球队队员出访日本，随日本国家队踢过两场比赛、随国家青年队踢过一场球，这说明当时日本足球界对中国足球还是抱有敬畏之心的。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横滨和日本国青队比赛前，两支小学生队进行了一场热身赛：高档整齐的队服、足球鞋、灯光明亮的草地环境、高水平的攻防技战术，让我惊叹不已——这比我们国家的小学足球水平高出了两个档次啊！
我对时任北京市体委主任、代表团团长的魏明说：“等这些孩子进了成人队，我们就麻烦了！”
魏主任乐观地回答我：“我们的孩子也不错啊！”
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一种危机感。
二
当小平同志提出“从孩子做起”的时候，我们深受启发，准备努力奋斗。
我以北京体育科协足球小组的名义，联合北京足球圈内各体校教练员、大中小学足球教师，在中小学开展足球活动，组织各类比赛，帮助学校建队，开展训练，编写训练大纲、教材，选拔尖子生，进行选拔测试，制定测试标准，组建北京青少年队，做了大量工作。
当时我走遍了北京所有开设足球课的小学，熟悉所有的足球老师和教练，到1988年，我们已初步建立了“小学—业余体校—专业队、少年队”三级足球训练网络。
在此基础上，我们自发成立了“北京足球专业教练员委员会”，其成员几乎囊括了北京从专业队、专业体校到中小学的所有足球教练员和老师，这是一个纯粹的民间组织，没有人负责，也没有钱的帮助，在大家的热情推动下，北京中小学的足球活动开展得非常成功。
1985年，张璐撰写的《足球应列入我国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一文荣获全国少儿足球论文奖二等奖。
北京市体委高度评价这一举措，并于1988年要求各运动项目学习足球的经验，建立包括专业队在内的四级训练网络。同时，管理体制由横向管理转为纵向管理，各项目都设立技术领导小组，从专业队到中小学教练员统一领导，训练运作垂直管理。我们的专职教练委员会也转型为“北京足球技术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北京足球训练工作。足球队总教练程文宽任组长，我和北京市业余体校足球教研组组长李竹南任副组长。
可以说，青少年足球的成功经验推动了北京市体委训练管理体制的一次重大改革。
然而，正当我们陶醉于大好形势时，1988年底，我们却突然感觉到不对劲——为什么踢足球的孩子越来越少了？
于是，1989年我们成立了中国少儿足球训练与竞赛体制改革课题组，通过中国足协向国家体委申请，批准为委托管理项目，聘请北京体育大学安铁山先生担任组长，在全国24个足球重点城市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详尽调研，调研报告发表在1992年第6期《体育科学》上。
调查结果令人震惊——截至1990年底，全国7—16岁（小学生、初中生）常年踢足球的儿童仅有1万人，其中大连最多，约2000人北京宣武体校足球训练(守门员班)，北京、上海各约1000人，其他重点城市也仅有几百人甚至几十人，多的不会更多。
这就是中国足球的根基。
从那时起，我开始利用一切机会宣传“中国足球没希望了”、“中国足球有危机”的理论，但那时大家都在关注刚刚起步的职业足球联赛，很少有人关注儿童足球的问题。
从1990年起，我担任北京市体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暂时没有分管足球工作，但我知道儿童足球每况愈下，状态很不好。
1996年，上级任命我担任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总经理，我重回足球界，到国安第一件事就是组建预备队。
当时的国安只有一支职业队，没有梯队，我们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成立了“一支队三所学校”：一支青年队和“华星”、“华亚飞鹰”、“国奥体育中心”、“体育中心”三所足球学校。当时，受职业化高潮的影响，足球热席卷全国，家长们都想让孩子踢球赚大钱。北京的半职业足球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1998-99年，仅国安旗下就有1000所足球学校，11所足球学校，学生上千人，而且都是社会力量出资办学。国安一分钱都没花，都能赚钱。
本以为国安足校的号召力会带动全市少儿足球的发展，但好景不长。2000年夏天，国安足校联合招生，我看好会有几万学生报名，结果最后只有300人左右，能踢上球的也就100人左右！此后，北京乃至全国的足校没有了学生，纷纷倒闭，国安旗下只剩下4所足校。
中国足球再次冷清。
这是我亲眼见证的中国儿童足球的两次起起伏伏。我们全程参与，努力把儿童足球推向巅峰，然后眼睁睁地看着它跌入深渊。我们知道这是中国足球落后的症结，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直到 2014 年才知晓。
三
1986年和1997年，青少年足球两次迎来高潮，但三年后又很快陷入低谷，节奏几乎是一样的。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
从宏观上看，我们明白这是重改善不重视普及、重眼前不重视长远、急功近利造成的，但说不清楚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做错了什么，没有办法去改进。
直到2014年，中央下定决心要推广校园足球，我多次跟各级领导讲我的想法，也以书面形式提交了各种建议，在这个过程中，我不断思考，逐渐加深认识，最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回顾当年的历史，充满教训：
1983年前后，国家体委、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单位联合创办了青少年足球三大杯赛：小学幼苗杯、初中幼苗杯、高中希望杯，全国24个足球大城市参赛。学校组队参加区赛，区冠军参加市赛，市冠军参加全国三大杯赛。这仿佛是一个理想的人才培养金字塔，从基层到全国，有普及，有提高。
为了参加比赛，取得好成绩，学校纷纷组织校队，开始刻苦训练，一般每周训练5-6次，每次2小时以上，有的甚至要早操一个小时。为了节省时间，增加训练时长，不少学校实行“三集中”政策，将足球运动员集中在学校食宿、学习、训练，不少学校还想尽办法聘请高水平教练——通常是退役专业运动员或体校教练来带队，进行高水平训练，大家热情很高。
但两年后，问题出现了。第一批校队球员毕业时，家长们发现，每支校队只有一名球员具备成为大将的潜力，很多球员一个都没有，很少有球员具备两名。他们只是进入了半职业训练，算是半成品，距离进入职业队还差得很远！大部分孩子踢得并不好，学业也荒废了，成了“废品”。
但这能怪孩子吗？每天上课时间这么长，运动量这么大，回到家根本没有精力写作业，更有甚者，在动员孩子加入校队的时候，老师还会糊弄家长，说孩子是“足球迷”，家长对老师的话将信将疑，孩子却把老师的话当真了，以为以后要当足球运动员，对学习一点兴趣都没有，学习不受影响才怪呢。
更可怜的是“三集中”地区的孩子，住校无人监管，养成了吸烟、喝酒、打架、不守纪律等不良习惯，成了文盲、流氓。
第一批可能只是偶然，但第二年，又有一批这样的孩子，家长们理解了，告诉别人：别让孩子踢足球了，踢足球会毁了孩子。老师们也开始反对学生踢足球，他不踢足球了，因为会影响教学评估。校长也不再支持他，因为学校足球队会给他带来无数麻烦。所以到了第三年，几乎没人踢足球了。
更惨的是，学校只有一块操场，每天下午被校队约20人霸占，其他1000名学生只能在场边观看或回家，他们被剥夺了踢球的权利，甚至剥夺了正常的课外体育活动的权利，这合理吗？不会招人恨吗？其他学生的家长会不会没有异议？
这是小学足球队的必然结果。
小学足球队的成立，是为了在比赛中取得成绩，服务于少数足球精英，提高他们的生存，势必会影响小学足球的普及。因为小学资源有限，只有一块场地，几个老师北京宣武体校足球训练(守门员班)，还有一大堆人等着上。如果只注重提高校队这20几个人，就顾不上其他1000人的提高。
然而，这支20余人的队伍，由于选拔和培养的短视，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大批品行不良、学习成绩不佳的“废品”，引发了家长和学校的联合抵制，让足球成为了人人都想打的过街老鼠。
过去我们总是抱怨学校和家长不支持足球，但如果我们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如果真是这样，我们还会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参与吗？责怪归责，还是应该责怪自己走错了路。今天把这些写下来，是希望大家不要重蹈覆辙。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忐忑地看到，还有许多地方、许多学校，还在走上或即将走上这条失败之路。
因此，我要大声呼吁：小学千万不要搞校队，否则三年就被灭亡！
四
另一方面，校队主要是为了提高，做好了就好了。可惜，做好了并不容易！如果校队选拔最有天赋的孩子很准确，那也会有道理，但问题是，不可能选对。
小学一般从二三年级就开始组建校队，大家都没怎么踢过球，怎么知道谁踢得好谁踢得不好？老师只能凭主观印象选人，结果就是没有天赋的学生容易被选中，而真正有天赋的学生却没被选中。天赋的排斥，让这些足球天才失去了踢球的机会。
张璐参加儿童足球活动
为了取得好成绩，校队必须刻苦训练，完全不顾孩子们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只是照搬成人专业队的制度，什么“三从一大”、“魔鬼训练”、“大松弘文训练法”等等，结果让很多孩子身心受到双重伤害，出现发育问题、骨骼畸形、心脏受损等问题北京宣武体校足球训练(守门员班)，一些很有天赋的孩子就这样被毁掉了。
还有不少教练对孩子打骂，以为这就是严训，结果孩子对足球失去兴趣，有的中途离开，本来人才就不多，把有的练得没用，有的练得跑了，还剩下多少人才？练了很久，能有多大效果？
接下来，校队要参加区赛，由于选拔和训练不好，无法公平竞争夺冠，所以大家开始互相挖角，最后当然是选拔校长看重、场地条件好、教练实力强的，资金充足的重点小学更容易吸引到学生。
于是，全区尖子生就集中在一两所小学，他们参加区比赛，其他学校就比不过他们。一两年后，其他学校就不参加比赛了，远离足球。一个区踢足球的学校就剩下一两所，一个市踢足球的学校就剩下那么几支。这一届每所学校的尖子生都还不错，但到了下届，就没别的学校踢足球了。你抽烟，就完蛋了。
领导不在乎这个情况吗？问题是各级领导也想尽快出成果，有政绩，所以不但不阻止，反而帮助重点学校选拔尖子生，调整学校，更加助长了分化、集中的趋势。三年下来，基业就垮了。
即使是由这种破坏性的短期行为组成的团队，也不一定能取得好成绩——因为每个人都在改变自己的年龄。
众所周知，孩子大一岁，能力差距就很大了，有些球队对此耍了歪主意：先是换几个人，然后换的人越来越多，最后几乎人人都换，大家都知道，大一岁半，后来越换越大，直到改到4岁。三杯赛小学队大部分球员的真实年龄都在15-16岁，那些真实年龄有前途的孩子早已被淘汰！
这样下去，还剩下多少人才呢?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少年队在世界大赛上表现惊艳，但成年之后成绩却越来越差的原因。
应该说足协对这件事情监管不力，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客观上他们也管了，先是查骨龄，没用，再查户口本，也没用，直到最后查出生证明，还是管不住，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上层与下层相互勾结、相互欺骗的结果。
家长、体校、学校、体委、教育局、公安局、家长、老师、教练、各级领导甚至区、市领导都参与其中——更改骨龄、户口本、出生证明，教孩子说谎话，报假年龄。
这不仅仅是毁掉一些足球天才的问题，更是在教孩子们违法乱纪，没有道德准则。难怪十年后，中国足球界赌博和黑市猖獗，运动员收受贿赂打假球也毫无羞耻，因为他们从小就接触过这些。教育就是欺骗，不择手段赢得奖杯。
提高球队质量、选拔最佳球员、争夺冠军等一系列做法，怎么就把中国足球的根基彻底毁掉了呢？可悲的是，所有参与其中的人都以为自己在为中国足球打基础。我们努力、充满激情，结果却两次毁掉了中国足球，每次都只用了3年时间！
错误的方向，必然导致悲剧性的后果，这就是走错方向。
张璐参加儿童足球活动
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回顾这些往事？因为还有很多地方、很多人，花大钱、满腔热情地重复我们当年犯下的错误和愚蠢的事情。我不希望三年后中国的校园足球又回到原来的样子。中国足球如果陷入低谷，就会造成长期的颓势。我们要用改革的思维闯出一条新路，把中国校园足球引导到正确的方向。
转载此文的目的是为了让更多人看到事实，也为青少年足球的发展做出新的尝试和努力，青少年足球的培养不能只局限于国内，也应该尝试走出国门，让体育、训练和教育更加融合，让体育和教育齐头并进。2018年1月，美国青少年足球留学营将分别在北京和上海举办（），让更多的家长和学生了解到选择体育和平衡学业的另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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